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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寻租与行业自律

做一名真正的记者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感谢命运在我过了而立之年后,依然有机会选择实现梦想。

1999年,我来北京一家杂志社当记者。之后几年,辗转几家媒体。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有车马费、铲事费、提成费,甚至有偿新闻等诸多灰色收入。也知道了还是有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着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捍卫着媒体人的尊严。

车马费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媒体,包括我在内的每个记者,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都会拿到车马费。由于这家媒体知名度不高,邀请我们参加的也是一些很不起眼的企业或行业,大多数车马费为300元,偶尔有500元就算多的。

部门领导不太会去参加这种新闻发布会,多半是觉得跌份儿,但由于他们从业多年,资源积累多,每每接到发布会的邀请函,会派手下记者参加。部门领导喜欢谁,或者谁跟领导关系好,谁就会得到参加的机会。

有位领导很喜欢的同事,经常被派去参加发布会。后来部门领导因故升迁受挫,这位记者表现比较冷漠。这位领导在一次聚会中提及此事,曾愤愤不平地说:“凡是邀请我参加的新闻发布会,我都会派他去,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他每个月都会有一两千元的车马费。”

记得有个同行,有时一天赶三四个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待半小时,然后拿着新闻通稿和车马费,匆匆忙忙地打车去赶下一个。有时两个会凑巧安排在同一间酒店进行,会看到这位同行的身影一会儿在三楼,一会儿在七楼。同事们说,这位同行所在报社好像不分口,什么新闻发布会都会有她,其一个月的车马费远远超过工资。

很多媒体是分口的,不同口车马费多寡差别很大。有的口,诸如汽车、能源、酒等领域,不仅新闻发布会多,车马费也比较丰厚,少则500元,多则800元乃至上千。而一些跑社会、突发口的记者,则车马费收入很少。

“吃人嘴短,收人手软”。收了车马费,大多数情况记者需要发稿,通常发三五百字的消息稿即可。偶尔也有收了钱不发稿的情况,所以有时会有新闻发布会组织者打电话来查询发稿情况。

铲事费

所谓铲事,又叫平事,通常情况是苦主遭遇不公平,花钱找记者帮忙维权。维权时,有的苦主要求记者发稿,有的苦主不要求,只需要通过记者的关注,给对方施加压力,以促使事情解决。

我所认识的一位同行,从事法治报道多年,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铲事的报酬。起初,他是被同行叫去一起帮人铲事。要铲的事大多在外地,他们七八个或十几个记者浩浩荡荡出发,到苦主所在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或法院等机构,声称接到反映要采访报道有关情况,诸如此类等等。这种行为以铲事为目的,大多数情况不发稿,只需通过这种行为给对方施加压力,让事情得以解决。

这种事做得多了后,这位同行也开始组织同行铲事,收获颇丰。他并不避讳这些事情,常常对同事或同行说起。说来汗颜,作为旁听者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这种行为实际上背离职业道德,只当趣闻一听。

提成费

我原来所在报社有的领导的部分收入来自广告发行提成费。报社几乎在每个省都设立记者站,但并不给记者站站长发工资,站长们的收入全靠发行和广告提成。因此,记者站是否发稿并不要紧,最重要的任务是拉广告搞发行。发达省份的记者站还好完成广告和发行任务,而一些落后地区的记者站就艰难了。因此,一些有敲诈嫌疑的行为应运而生。

有一年,我去某省采访。在当地记者站站长家,只见满屋子堆着一捆捆没有拆封的报纸。单位只聘用了他一个人,但他却雇佣了五六个手下。我询问收入来源,他说咱们的媒体也没人知道,这边的企业也没多少,广告不好拉,发行也没法完成。他说,哪里发生事故,我们会开车去;有时交警在路上乱罚款,我们接到反映后也会去。好的时候,人家给些钱,差的时候也有几条烟。他有些得意地说,现在开车在这个省境内过高速都不收钱,都是这几年一点一点打下来的。一位他聘用的记者则对我说:“你们在北京太不自由了,我觉得还是地方好。”他说自己一个月随随便便挣五六千元。

那家报社的领导对记者站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他们非但不制止,反而默许甚至鼓励这样做。但为规避隐含的巨大风险,报社通常不会与记者站自行聘请的人员签订合同。一旦出事,可以以不是本单位聘用人员为由迅速撇清自己。而记者站站长也知道其中的风险,因此一旦拿住对方软肋,站长并不直接跟对方谈广告、合作,而是派聘用人员出面。

行业自律

2005年秋天,我进入《财经》杂志。接受培训时,记者编辑人员行为规范和准则中明确提出:不能收受采访对象现金以及礼物馈赠。如不便推辞,现金及超过100元的礼物须上交编辑部。杂志社还规定,编辑部与经营部严格分离。在《财经》四年多,我几乎一个经营部门的同事都不认识,从来没有遇到一篇稿子因为经营部门的要求被拿下或更改。

后来听说的事情就多了,比如某年一家银行在《财经》上准备投放30万元广告,但当期正好有一篇有关这家银行的报道要刊登,银行获知后向经营部门提出稿件能否往后推迟?消息反馈到编辑部,被胡舒立一口回绝。还有那篇闻名遐迩的《银广夏陷阱》,刊发前被报道公司找到记者凌华薇,出价不菲。后来的事不用再说,在股市造假的银广夏被揭露。有次胡舒立提及此事,感慨:“幸好华薇不是贪钱的人!”

或许,有人对媒体这种行为规定不以为然,但我却从中感到了媒体人的尊严。有次去参加一个律师、媒体圈的聚会,我以单位有规定为由婉拒了车马费。至今,犹记得主办者投过来那惊讶一瞥里充满的敬意。那一刻,我为自己所在的媒体自豪。

我的前同事何华峰曾在一篇访谈中提及,他之前在一家媒体供职时就拒绝收受包括车马费在内的任何红包。而当时他周围的国内同行大多数都在收。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爸爸从小教育我,不是自己的钱不能收。”

虽然这句简单的话不过是一个常识,但曾几何时,我们却将它遗忘、丢弃,甚至背离。好在始终有人在坚守常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常言道:无欲则刚。无论是在《财经》还是在财新传媒,这些行为规范始终约束和保护着我和同事。它让我在面对自己的报道以及可能引发的诸多麻烦局面时,多一份坦然和镇定。

我想以同事王烁的话作为结束语:新闻工作者不能决定生存环境,但可以决定自己对生存环境的反应。独立的新闻操守不是决定新闻报道空间大小的惟一和最重要的要素,但只有它掌握在新闻工作者自己的手中。新闻工作者不能根据沧浪之水的清浊来定行止,操守应该如一;即使只讲利害,形势越险恶,就越有必要保持职业操守。

参与狗咬狗,不可能是对狗咬狗游戏的抗争;推进法治进程,为社会建衡立范,打破狗咬狗的循环,才是配得上新闻工作者这个职业的抗争。

本文首发自《中国记者》杂志焦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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