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期间，父亲平安无事，我一直感到不解。以我对父亲对政治时事的热衷，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不是那种冷静理性，善于察言观色，能够未雨绸缪的人。直到我最近阅读父亲在不同时期留下的交待材料和思想检查，才恍然大悟。

父亲在“反右”中谨言慎行，“得益”于“三反五反”中组织对他的“处分”。

在1968年8月10日的“交待材料”中，父亲写道：在岷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期间，由于“工作中主观、骄傲，方法简单，对通知要求过高过严，使一些同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对自己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相互团结。”

另外，单位同事对父亲的离婚和与母亲的恋爱关系不满，尽管父亲已向有关领导做过汇报，母亲是自愿与父亲建立恋爱关系，并有婚约。但这个事情“给党在群众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父亲在“交代材料”检讨自己“个人主义严重，盛气凌人，影响兄弟单位之间的团结。如与土产公司经历为屠宰生猪场地大吵了一场，影响很坏。”

父亲暴躁的性格，粗暴的工作方法，使得同事和下属啧有烦言。父亲自己也很苦恼，为此他曾一度拒绝组织分配的工作，不去上班。这是我所知晓，父亲唯一一次对抗组织的行为。也由此看出，父亲渴望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但，那个年代，对于组织，个体只有服从。

1950年代初，父亲在岷县时和同事及朋友

中共在成县建政后，1949年12月父亲被分至成县税务局，后去小川税务所，约半年。

父亲在小川税务所负责期间，“个别同志工作疲沓，批评较多，方法也简单”，县里召开三干会，对这些同志做了处理，但人家对父亲意见很大。工作中不顺心，让父亲“感到很伤脑筋”，就想去“当教员，也免得这样麻烦”。但组织不同意，调父亲去礼县税务局。父亲不愿意，在家呆了近两个月。后来组织下令要他限期回专区工作，父亲只好服从组织，到武都专区税务局。

在专区税务局、岷县税务局和西和税务局，父亲依然“方法简单，态度生硬”，同事们很有意见。父亲一辈子都是个急脾气。常常因我们没有及时回答他的问话或没能立刻把东西交到他手里，勃然大怒，打骂我们。

“交待材料”写道：之后，父亲在日常工作中“过度地注意‘工作方法’”。故，“反右”开始后，时任讲师团担任哲学教员的父亲因“态度不够明朗”和“当时的讲师团副团长”有些意见，被批判、检查，给予党内留党产看两年、行政降两级的处分（1963年甄别时，组织又承认搞错了，因此撤销），1958年1月，父亲被下放到两水镇蒲池公社马家年大队，整整劳动锻炼一年。

原来，父亲没有踏入“反右”前“引蛇出洞”陷阱中，盖因同事们对他工作粗暴反映的压力，致使父亲不得不谨言慎行，“态度不够明朗”。历史的吊诡，竟在此中。

父亲还受过处分。那是1955年审干期间，父亲的上交自传，没写曾参加三青团和担任区队副之事。

文革中，父亲的一份思想检查

对一切洞若神明的“老大哥”焉能放过如此“不老实”的行为？组织部门领导专门找到父亲问话，父亲表示，自己虽然参加过，但没有任何活动，就没有写（党员登记表上也没有填写）。1951年岷县工作，“忠诚交待”学习中，写过书面交待，次年在武都专区参加整党时也做过口头交待。

后，组织以没有查到上述材料和记录为由，在1956年初给予父亲党内警告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