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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八)

“反右”期间,父亲平安无事,我一直感到不解。以我对父亲对政治时事的热衷,以我对父亲的了解,他不是那种冷静理性,善于察言观色,能够未雨绸缪的人。直到我最近阅读父亲在不同时期留下的交待材料和思想检查,才恍然大悟。

 

父亲在“反右”中谨言慎行,“得益”于“三反五反”中组织对他的“处分”。

 

1968810日的“交待材料”中,父亲写道:在岷县税务局任副局长期间,由于“工作中主观、骄傲,方法简单,对通知要求过高过严,使一些同志束手束脚,不敢大胆工作,对自己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相互团结。”

 

另外,单位同事对父亲的离婚和与母亲的恋爱关系不满,尽管父亲已向有关领导做过汇报,母亲是自愿与父亲建立恋爱关系,并有婚约。但这个事情“给党在群众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父亲在“交代材料”检讨自己“个人主义严重,盛气凌人,影响兄弟单位之间的团结。如与土产公司经历为屠宰生猪场地大吵了一场,影响很坏。”

 

父亲暴躁的性格,粗暴的工作方法,使得同事和下属啧有烦言。父亲自己也很苦恼,为此他曾一度拒绝组织分配的工作,不去上班。这是我所知晓,父亲唯一一次对抗组织的行为。也由此看出,父亲渴望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作。但,那个年代,对于组织,个体只有服从。

 

1950年代初,父亲在岷县时和同事及朋友

中共在成县建政后,194912月父亲被分至成县税务局,后去小川税务所,约半年。

 

父亲在小川税务所负责期间,“个别同志工作疲沓,批评较多,方法也简单”,县里召开三干会,对这些同志做了处理,但人家对父亲意见很大。工作中不顺心,让父亲“感到很伤脑筋”,就想去“当教员,也免得这样麻烦”。但组织不同意,调父亲去礼县税务局。父亲不愿意,在家呆了近两个月。后来组织下令要他限期回专区工作,父亲只好服从组织,到武都专区税务局。

 

在专区税务局、岷县税务局和西和税务局,父亲依然“方法简单,态度生硬”,同事们很有意见。父亲一辈子都是个急脾气。常常因我们没有及时回答他的问话或没能立刻把东西交到他手里,勃然大怒,打骂我们。

 

“交待材料”写道:之后,父亲在日常工作中“过度地注意‘工作方法’”。故,“反右”开始后,时任讲师团担任哲学教员的父亲因“态度不够明朗”和“当时的讲师团副团长”有些意见,被批判、检查,给予党内留党产看两年、行政降两级的处分(1963年甄别时,组织又承认搞错了,因此撤销),19581月,父亲被下放到两水镇蒲池公社马家年大队,整整劳动锻炼一年。

 

原来,父亲没有踏入“反右”前“引蛇出洞”陷阱中,盖因同事们对他工作粗暴反映的压力,致使父亲不得不谨言慎行,“态度不够明朗”。历史的吊诡,竟在此中。

 

父亲还受过处分。那是1955年审干期间,父亲的上交自传,没写曾参加三青团和担任区队副之事。

文革中,父亲的一份思想检查

 

对一切洞若神明的“老大哥”焉能放过如此“不老实”的行为?组织部门领导专门找到父亲问话,父亲表示,自己虽然参加过,但没有任何活动,就没有写(党员登记表上也没有填写)。1951年岷县工作,“忠诚交待”学习中,写过书面交待,次年在武都专区参加整党时也做过口头交待。

 

后,组织以没有查到上述材料和记录为由,在1956年初给予父亲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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