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选题会的时间到了，我还在八通线上，张进打来电话，笑着说：“和岩，我要批评你了。”

某天，泛利大厦18层《财经》会议室，综合组开选题会。一个编辑还没来，同事们七嘴八舌闲话，气氛热烈。编辑匆匆赶来，不高兴地说：“别扯了，开会吧。”话一出，空气顿时凝滞，大家面面相觑。张进扭头望着编辑笑说：“你自己开会迟到了……”编辑没说话，记者们的尴尬、不快，因张进的话而释然。

类似的例子看得多了，我对张进说：“你批评人的时候都笑着。”“批评人当然要笑着。”张进笑称。

张进是我半生所见唯一一位批评下属都会带着笑意的上司。张进的笑，和他说话一样，柔和，短促，克制，隐隐带着江南人特有的节奏。好玩的事，有趣的新闻，张进都会边评论边笑。

朝阳门饭局

张进个头不高，身形清瘦，却精悍有力，走路脚下生风。早年间，每当杂志发完稿或选题会结束，张进会召集组里同事聚餐。去餐馆的路上，张进总是走在最前面，我常常一路小跑也跟不上。后来张进有了相机，爱上了摄影，他还是走在最前面，只是会转身，举着镜头，忽而左边，忽而右边，给大家拍照。

那时，朝阳门外的潇湘阁、吉祥鸟，就是《财经》同仁们的食堂，还有家徽菜馆，潮汕海鲜粥馆，还有好多想不起名字的餐馆，都是我们的打卡地。好长一段时间，每逢聚餐，都是张进、小段、以超等编辑抢着买单，我们记者是不买单的，编辑们不让。

后来，编辑部出台政策，各小组每个月有1000元团建活动费，这些钱中的大部分，用来支付选题会后的聚餐。有了经费，聚餐更频繁了。张进说，他向舒立汇报，这1000元花得非常值，增进同事间的了解和友谊。新闻单位，记者不坐班，平时很少来办公室。《财经》是双周刊，组里同事半个月才聚齐一次。聚餐就成了大家彼此交流情感的场所。

张进和他的兵欢聚一堂

聚餐时，有时各人根据喜好各点一道菜，有时大家让张进代劳。张进点菜，必然会点土豆泥，不是他爱吃，而是我爱吃。还有以超的红烧肉，任波的肥肠，张进记得，大家都记得。

同仁们吃饭，那是属于新闻的轻松时刻。没有戚戚嚓嚓，没有飞短流长，新闻是永恒的话题。回想自己从前十年机关生活，那些压抑窒息的办公室政治，蝇营狗苟的进步争斗，琐屑庸俗的家长里短，当下的日子，真的真的像金子一样闪亮。

张进面试

初见张进，17年前。那是2005年8月底的一天，在朝阳门外泛利大厦十层《财经》杂志编辑部，张进走出办公室迎我：个子不高，架着眼睛，身形消瘦，头发有些散乱，衣着简朴随意，一如他17年后的样子。

我天生胆怯，半路出家做记者，数年间游走在边缘媒体，见到中国一流媒体的领导，自是紧张：“张副主编……”像很多新人初到《财经》时怯生生，——没多久，我就和其他老同事那般，张进，张进，张进地叫着，仿佛已共事多年。

那时《财经》，声誉日隆，但办公条件简陋。在王烁不大的办公室，张进手拿几篇我在原供职媒体发的稿件打印稿，没有在办公桌前正经危坐，而是和我并排坐在小沙发上。

张进面试，一点都不像面试，一边翻着手里的稿子，一边问着些多大年纪了，学什么专业，做记者几年了，就像话家常，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面试，也不是电视里常见的画面。

张进和我

面试中，张进曾问我，如果《财经》录用，我何时能入职？我说，我答应编辑马上去河南出差，做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案，9月中旬就可以。离开前，张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向舒立、王烁汇报，最后他们决定。你回去等电话，接下来我要出国两周，到时候杨大明负责跟你谈。”

走出泛利大厦一楼大厅，我立马给远在深圳的二哥打电话，高兴地告诉他我有可能去中国最顶尖的媒体做记者。我从来都不是自信的人，那一刻我的信心，大多来自和张进谈话的愉悦。

17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那天的激动，还有那阵穿堂而过的初秋的风，带着些微凉意，舒爽。

9月中旬，没人通知我；下旬，还是没有；月底，依然毫无音讯。看看到了10月初，我不再抱希望。

好友金铃，供职《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问我：“《财经》那边一直没消息吗？”我黯然答道：“没有。估计不行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生在山东的金玲，自带齐鲁人的侠义豪爽，“《中国新闻周刊》你想去吗？我可以帮你问问。”

我忙说：“愿意。钱少也愿意。”

几天后，见过《中国新闻周刊》时任记者部主任唐建光，他告知我，过两天再见下执行主编就可以了。回到家，我高兴地给张进发了封邮件：尊敬张进副主编，尽管《财经》没有选择我，但您的亲和力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大家都是新闻人，希望有机会成为朋友。

很快，张进回信了，大意：回国第二天就是十一长假后上班日，忙着编稿，刚发完稿给你回信。下周一下午，你可以过来谈入职的事。当然，前提是你还愿意来《财经》。

我当然愿意。否则哪会有此后17年里的点点滴滴，俱在心头。

张进后来跟我讲过他决定留下我那个瞬间：“我问你，在中国商报底薪多少？你说没有底薪。我一听，这么老实的人，一定要留下。”

“开头就差了时效性”

张进把我说得那么好，可第一单活我几乎干砸了。 

2005年10月19日，我去安徽出差，做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涉嫌贪腐案。出差中，新华社发布消息，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陈维席省人大副主任职务。张进看到后，指导我顺便采访此事，并帮助我在《财经》发了第一篇报道“陈维席丢官”。这篇2000多字稿件，是张进执笔，我只是将采访memo发给了他。

一周多后，我结束了在安徽的采访，回到北京。花了一周时间，又是参考范文，又是学习《财经》经典报道，很认真地写了王昭耀案调查初稿，大约五六千字。我记得开头是这样的，以叶落满地、尘土飞扬的场景开头，以“半年前”安徽一个小县城许多官员相继落马，作为切入点，引出他们的被查都与省城王昭耀的出事相关。

我很得意自己绞尽脑汁想出的开头，觉得自己是用满地枯叶尘土，隐喻王昭耀案爆发后，安徽官场地震后的一地鸡毛，属于以小见大，以管窥豹。我把稿子发给张进后，满心期待会得到表扬。

两三天后，我接到张进电话，到编辑部。在办公室，张进在，继伟也在。我站在张进跟前，张进的电脑页面是我的稿子，上面密密麻麻问题与修改，全部是黄色标符，既醒目又刺眼。

张进说，用“半年前”开头，一下子就没了时效性；这个说法太夸张了吧？这一段的消息源来自哪里……最后张进总结道“你这个稿子没有核心事实”。

我被一连串的批评和问题打蒙了。导语、核心事实等，这些名词我之前根本没听说过。我垂头丧气地走出编辑部，坐着109电车，忍着泪从朝阳门回到白广路的家，一进门泪就落了下来，觉得特委屈。

2006年11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审理，王昭耀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12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刊登了我撰写的《王昭耀腐败图谱》一文。这篇文章中，我一年多前采访的一些素材被使用。

张进对我说：你原来的稿子，我原想尽量编出来，看了三四遍，感到实弄不出来，最后只好放弃。对于记者辛苦采访的素材，做编辑肯定要尽量使用。

2005年12月12日，《财经》杂志发表我撰写的“新疆疫区：有疫必报”一文。为报道新疆疫区禽流感，编辑部专门派我远赴新疆采访。

这篇稿件3900多字，张进和我同步在线。他是有名的快手，我写得很慢，张进索性叫我写好一段就发给他，他一段段编辑。文章的框架都是他建构的。

2005年12月中，震惊全国的河北定州“绳油村征地血案”在邯郸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我被派到血案发生地绳油村采访。张进嘱咐我，发送采访memo时抄送舒立一份。很快，我接到张进短信，说舒立表扬我了，要给我提前转正。

 后来，小段成为我的主管编辑。所有稿件，小段编辑后，张进再精编。但张进仍时时发邮件指导我，从选题分析到事实判断，从文章架构到写作，一点点教我，帮我成长。

像我这样缺乏专业基础训练，连倒金字塔都不知道的白丁记者，渐渐可以写出符合编辑要求的调查报道，能发《财经》封面文章，在《财经》编辑部，记者的荣耀莫过于此。

在公开场所，我曾不止一次表示，张进和小段是我职业生涯的塑造者。这是事实，也是我的心里话。

“当领导就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在同事们眼里，从《财经》到财新，张进是唯一一位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对张进，同事们可以开玩笑，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小题大做的责备。

记得在温特莱办公时，一天晚上，大家聚餐。有年轻记者问张进，采访灾难现场，遇到保安不让进怎么办？张进随口说，跟他们聊聊天，点支烟，甚至悄悄给点钱让他们行个方便……

我那时，刚刚读过一本美国记者写的书，里面有句话印象深刻，记者不可以贿赂政府官员，警惕触犯法律。我一听张进的话，如临大敌，马上打断说：“张进，你怎么能这么说？这是行贿国家工作人员，不仅有违职业道德，更有判刑的风险。绝对不行。”

“好好好，我收回刚才的话。”张进忙笑着说。

那天是发稿日，公司法律顾问萧瀚也在，他说我说当时脸色都变了，很严肃的样子。如今忆起，深感自己小题大做。

张进管记者，既宽松又体恤。我每次出差采访，几乎每天会将采访memo发给张进和其他几名编辑。若有三四天没接到，张进会打电话或发邮件询问，随时掌握采访进展；连续出差超过两周，张进又会提醒我，适时回京整休。

综合组由民生、三农、公共卫生、法治、环境科技等小组组成。张进宽松和谐的领导风格，多少也会影响综合组的编辑们。

记得我有次出差，与别的小组编辑合作。采访期间，编辑不停打电话来，我很烦，挂了电话。那个编辑生气了，向我的编辑秦旭东抗议道：“旭东，你们组把记者惯坏了，刚说了没几句就挂电话。”

此事我一直不知，还是后来有次闲聊，同事当作笑谈讲了出来。那个编辑也没有因此对我心存芥蒂，我们依然快乐相处。

媒体从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员进出非常频繁。从《财经》到财新22年，张进带过的记者一波又一波，无论离开的，还是留下的，都感念张进的悉心栽培，共事有长有短，情谊有增无减。无论多久未见，相聚亲如往昔。

有了张进，综合组才有了融洽的同事关系。张进曾对我说：“当领导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想，这应该就是他赢得那么多同事、部下由衷爱戴的秘诀。

前同事刘虹桥评价张进领导下综合组，是财新最具理想主义精神、最具活力以及最以人为本的部门。

虹桥所言不虚。综合组的同事都感念有幸在张进手下工作。财新其他组的许多同事，都羡慕我们张进这样水平高、能力强，对下又宽容呵护的领导。

前同事王晓冰与张进相识于《工人日报》，从《财经》到财新，共事多年。她评价张进“不像其他或高冷或精英或只关注效率的大编辑，他是唯一一个打破内部圈层的编辑。曾有同事形容他‘如父如兄’。有记者到时间不交稿，联系不上，他会自己上门去找。他比我们任何一个都更关注人。这份体恤，意味着你要付出更多的心力。”

好玩的张进

还在朝阳门，有次聚餐结束，我随口问：“张进，你怎么回？”

张进干脆地回答：“我有车。”

我很惊讶：“张进，你买车了？”

“没有，就是它”张进说着，打开马路牙子上的旧自行车。

对。我怎么忘了，那辆破旧自行车，就是张进的车。

许多年，张进骑着它，往返在六铺炕和朝阳门、大望路、三里屯。有两次上下班途中，张进被车刮倒。其中有次还挺严重。闻知此事，同事们被吓得不轻，张进却不无得意地对同事们说：“监控录像显示，我被撞了后，腾空而起，就势翻了个空翻，落地的瞬间，我有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动作，一看就是练过的。”——孩童时代，张进曾习过武。

2009年，张进带领综合组同仁在南戴河团建。

同事张继伟“揭发”：张进是学过一点武术，不过他骑自行车太猛，那次被撞得比较严重。“他有一次给我演练打拳，说出拳时胳膊要转一下，这样会有力量还会有风声。然后就悄悄把袖扣解开了，我说你解开袖扣是为了带风吗？他不好意思地说，这被你看出来了。”

在同事杨哲宇看来，张进从不吝于肯定别人，也盼望得到肯定。他说，张进后来迷上了摄影，迅速钻了进去，热情万丈。看到同事们手机随手拍的图片，张进会品评。遇上欣赏的，张进会不住地说，“不错，不错。”别人不知是真不知或装不知，问，“哪里不错了？”他就会认真严肃地帮人家分析构图、用光、人物神采等等如何到位。

说起那次车祸，杨哲宇回忆，张进自称被撞后他就势在空中来了一个空翻，两脚稳稳地落在地面，毫发无伤。“次日同事聚餐，张进问他，‘我以五十岁的高龄，还能有这样的身手，不错吧？’张进的眼神是那么炽烈，我还能说什么呢？也只能连声说，‘不错，不错。’”

张进很喜欢运动，他曾说自己每天都要快走或跑步。在泛利大厦时，午饭后，他总会抓紧时间去临近的日坛公园走走。

张进走路飞快，擅长短跑。个头不高的他，跑起来不是那种大步流星，而是快速换步，脚下生风，像一只射出去的箭。听他说读大学时，张进曾获男子百米短跑第六名。（我忘了在南京大学还是人大。如不对，是我记忆有误，因为张进最不喜言过其实）。

张进走路快，改稿更是神速。他是同事们公认的改稿快手、高手。记者一连几天吭哧吭哧，好容易写好了稿子。六七千字，到了张进手中，不到一两个小时就改好。大家一看，删改后稿子只剩三千多字。同事们说笑，张进改稿，从来都是大刀阔斧，毫不留情。每当此时，张进会有些得意地在胸前比划着砍杀：“哗，哗，哗，就几下。”

张进改稿，记者们大多心悦诚服。偶有意见，张进也会虚心听取。

2014年1月中旬，财新网刊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腐系列稿件，引发巨大反响。这组稿件，编辑是秦旭东，张进负责精编。我曾发邮件给张进，对他的部分修改，提出不同看法，尤其是对原稿开头部分的改动。旭东也支持我的观点。几番你来我往，张进最终采纳了我和旭东的意见，基本保留了稿件原有开头。

同事张继伟说：张进柔中带刚。尊重独立思考，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凌驾于同事之上，但亦不会轻易退让。诚如斯。

张进业务精湛，但生活很随意，惯常总穿件黄褐色夹克衫。

2009年底，团队离开老东家联办，在大望路温特莱中心成立财新传媒。处于宣传所需，公司给每个高管拍了标准照。张进西装革履，站在温特莱15层落地窗前，双手抱臂，面带微笑，潇洒自如，很有精英范儿，与素日随性的样子，判若两人。

这是张进极少见的正装打扮。有次我像有的同事半开玩笑地说：张进，你怎么一点都不讲究衣着。张进认真地拽起衣服下摆：我这件衣服不便宜，羊绒衫，800多元买的。

我们搬到三里屯，有年冬天，我穿着黑色羊绒大衣，戴着贝雷帽，在公司楼前远远看见张进站在那里笑。等我走进，张进说：“穷得叮当响，穿得像个贵妇人。”言毕，我俩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