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者要炒作此案”

2021年2月，前同行李根对我说了有关甘肃盲井案的线索，确认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陈立军、刘永祥。她建议我直接联系陕西神木警方，“他们应该会很乐意接受采访。”——毕竟破获这样一起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及遇害者又非神木本地人，无论如何都是件立功受奖的事，值得大书特书。而我认为此举断不可行。从业多年，我知道警方绝不会接受采访，我不怕警方拒绝，我最怕因此招来干预没法报道此事。

最理想的采访时机，莫过于赶上案件开庭。这些年，做法治报道，我不奢望能进法庭旁听案件审理，但在法院门口见到犯罪嫌疑人家属，律师，以及受害人亲属，采访就成功了一半。

2019年7月至10月。陈立军、杜有峰等18名被告人陆续归案，他们被羁押于神木市看守所。

今年五月，我获知案件开过了庭，并已宣判。托几位师友私下问问辩护律师，没多久即有位师友告知，榆林司法部门已得知有媒体记者打听此案，向参与此案的律师打招呼，称有北京记者要炒作此案，所有律师不允许接受记者采访，提供判决书，云云。

听到“炒作”二字，我大笑。这个代表市井低级趣味的词，出自高高在上有司之口，颇显高下之分，雅俗区别。在有司眼里，未经其钦定的媒体，所做的报道都是“格调不高”的“炒作”。

原以为自己已足够小心，生怕惊动有司，没想到还是走漏了风声，我知道未来的采访只会更难。

“你们给解决一下吧”

在甘肃盲井案受害人家属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给解决一下吧。”

张家磨村散落在甘肃华亭市神峪乡街道北部国道两边洼地及半山，高速公路从中穿过。从东向西走过高速涵洞，就是罗门社。

罗门社15号，一处久无人居的院落。门前杂草丛生，乱石横陈，透过锈迹斑斑铁栅栏，院内野草有半人高。这里曾是张玉平和父母的家。

张玉平生于1969年12月19日，至2005年11月6日被害身亡，还未满36岁。那时，他还没成家，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张玉平的大哥张玉贵也住罗门社，距离父母家不远。62岁的张玉贵，身形瘦弱，皮肤晒得很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他说，神峪乡在华亭属于比较穷的乡镇，我们这里是山区，村人均三四亩地，都散落在山上，种个地，光上山爬坡要走四五里。雨水好的话，庄稼还行，遇到干旱，啥都收不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年老的在家，种点玉米、洋芋，种点菜，全靠老天爷吃饭。

2021年10月，陈立军、杜有峰受审时，弟弟陈章峰专门去神木市旁听了庭审。他和大哥张玉贵等亲属，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申请。被害人谭四同、王存林、王慧霞、王金虎等人的亲属，也提出上述请求。

被害人张彩军的养父母家，没人去陕西神木市旁听开庭。2022年7月6日，来到上关镇陈家河村陈家河社采访，其养父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但榆林中院一审判决，只有王慧霞、王金虎两名被害者的家人关于赔偿丧葬费部分的主张获得支持。张玉平、谭四同、王存林三名被害者亲属的所有赔偿请求均被驳回。其理由是这三人被陈立军等人杀害后，骨灰被丢弃，不存在丧葬费。

此案众多被害人，生前家境普遍贫困。他们被害后，给各自的家庭带来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困顿。我没想到，至今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救助。被害人张成林的父母都已是六七十的老人，老两口每月就靠250元养老金勉强度日。                                 

采访结束，走出很远，被害人张成林的父母依然站在田埂头目送。

记得多年前，“两会”期间，我采访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那一年他的提案就是呼吁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蔡宁说，司法实践中，有大量刑事被害人及近亲属，因没能得到犯罪嫌疑人的经济赔偿，致使生活困顿和精神痛苦。国家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遭受犯罪侵害又得不到经济赔偿、生活极其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国家名义给予适当的经济救助。

第二年，“两会”上，再见蔡宁，他说自己去年的提案已被采纳。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像张成林父母这样生活特别贫困的被害人近亲属，都没有获得一分钱的救助。

张玉贵说：“我们的人被害了这么多年，我们去神木，车费，吃饭，住的，都是自己花费，还拿不到一点钱。你们给我们解决一下吧。”

其他受访被害人的亲属，也都希望我能帮他们获得一些赔偿或救助。

这种时候，那种作为记者特别熟悉的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我能说的只有这句：“我可以报道，呼吁。”

“陈立军活着还是死了？”

被害人王存林（小名“麦麦”）的母亲屈玉梅老人，今年77岁，独自一人生活。说起遇害多年的小儿子麦麦，神情哀伤。

张家磨村李家坪社39号，住着被害人王存林家的母亲屈玉梅，老人年近八旬，一辈子生养了三个男孩一个姑娘，最小的王存林，有些智障，没有成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2010年6月王存林失踪，前几年老伴儿又去世，老宅只剩她一人。说起独居生活，老人神情难过，我一个人，平时钻到家里不出去，外面的啥也不知道。好在女儿每隔几天来看看她，这是她少有的慰藉。

临走时，老人问：“陈立军活着死了？”我说还活着。她憋憋嘴，含泪问：“陈立军那个驴日的，把那怎么不给剐了？”

两个没想到

采访甘肃盲井案，于我有两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农村光棍那么多。

这些年，我报道的选题多在城市，虽很少去农村，也不时听到农村娶不起亲，打光棍的成年男子不少。记得刚拿到判决书时，我震惊于被害人绝大多数是光棍。20多天的采访，大多在乡村，才知当下的农村光棍已是很常见。

10名无辜被害者，除了22岁的王金虎，其余都有三四十岁，无一人有自己的家庭，7人光棍，两人失婚，一人丧偶。而他们的兄弟中，娶不起亲，一辈子打光棍的大有人在。

被害人王慧霞2014年6月5日被害。她曾经的家，因年久无人居住，几成废墟。

被害人谭四同的家在华亭市神峪乡袁家庄村陶家源社。陶家源社离城不过30多公里，村旁就是省道，完全不是偏远山区。但谭家弟兄五人，只有老大娶了亲，老三到外省上了门，剩下三人全打光棍。

老五谭五元（身份证名“谈五元”），身形消瘦，皮肤黝黑，满脸风霜，打着赤脚，一身旧衣像从未洗过。他神情木讷，行动迟缓，很难相信他今年不过才51岁。他嘟嘟囔囔说，自己一辈子没有成家，无儿无女，和侄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如今自己罹患尿毒症，每星期透析三次。

第二，没想到智障患者多。

10名被害人中，6人有程度不同的智障，其中至少两人是因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所致。其余为天生智障、甚至家族性智力欠缺。被害人杨保全、谭四同，均属智力不正常者，杨保全唯一的姐姐、谭四同的弟弟谭五元智力也有问题。

被害人谭四同和留在家里的存折

采访期间，几个村庄也曾遇到程度不同的智障者，在村头、马路上游荡。他们样子，很像《Hello！树先生》中的王宝强。

对于他们，除了至亲，没人在意，如若双亲亡故，他们只能自生自灭，看不到社会救助。所以，十年间，神峪乡、上关镇方圆几十公里范围，他们相继被害，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习焉不察自是再正常不过。

采访所到村庄，振兴乡村、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农村仿佛真有新模样，房子新了，一砖到底，白灰抹面，少有从前泥土房；村村都有硬化路，不再是下雨无处下脚的烂泥；公路两边也有了漂亮的花坛，一些村民甚至家中瓷砖铺地……

这些目力所及的变化之外，还有我们习焉不察的被社会彻底遗忘的农村残障边缘者。

生于1992年的王金虎，被害时未满23岁。

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将用于新农村建设钱款划出一部分，对全国农村残障人士进行一次普查登记，给予人道救助与看护，不要让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们，继续自生自灭，“隐入尘烟”，乃至沦为穷凶极恶者谋取不义之财的牺牲。

相关全文详见《特稿｜甘肃“盲井”案（上）：10年的12起失踪》《特稿｜甘肃“盲井”案（下）：杀人者与被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