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父母前后调至天水。父亲任天水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员，母亲在天水专区公安处当会计。彼时，父母已有两儿一女，最大的和平不过五岁，最小的大姐刚满一岁。外婆也一同来到天水，帮父母照看孩子。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直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弊端，触怒龙颜，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被毛泽东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庐山会议”风向陡变，由纠正“大跃进”之错逆转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随即在中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官方称，“反右倾”运动，全国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父亲，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曾“给党记成见”、“历史上有问题”的父亲，又一次成了组织的靶子。官方专门成立“反右倾”运动小组，中共天水专区宣传部派人审查父亲的教案、讲座，父亲被停课停职，接受批判。与此同时，父亲被强迫参加劳动，从砖厂往学校拉砖。母亲说，每拉一车砖，都要上一个长长的斜坡，父亲在前面双手扶着人力车把，肩系车带，弓着腰使劲往前拉，一名同被批判的同事在后面推，才能拉上去。

父母的粮户关系都在各自单位，素日都在单位吃饭。父亲接受批判期间，单位缩减了父亲的伙食，一餐主食只有二两，还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体重骤减，消瘦不堪，“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披着。”

父亲被审查，也株连到母亲，母亲被调离天水专区公安处，去了天水专区体校。

天水的两年，带给母亲的痛苦比文革更盛。时至大饥荒，生活非常困难，大人小孩儿，个个饿的干瘦，像一根根竹竿。除物质极度匮乏之外，还有反右倾的精神迫害。

其时，父母的家被安置在天水城北半山上的玉泉观内。母亲在公安处工作，几乎每晚都要到12点才下班。从单位到家，约有两三里。以前，父亲每晚都会去接母亲。父亲被审查批判后，行动受限制，母亲只能独自一人胆战心惊走夜路。没有路灯，没有手电，一片漆黑，阒无人声。“全凭那时候年轻。”回忆过往，母亲至今心有余悸。

那时，大姐刚满周岁，能吃点面糊。外婆觉得母亲太辛苦，也不安全，劝母亲住在单位，不必夜夜回家。母亲不肯，坚持下班再晚也要赶回家，为了能让大姐吃顿奶。

在母亲的记忆中，组织对父亲教案的审查持续数月甚至年余，终因教案内容均来自教科书而作罢。审查结束，父亲的身体几乎被摧垮，几近脱相。

父亲告诉母亲，强制劳动中，他和一个同事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储藏着胡萝卜的地窖，全靠吃胡萝卜才支撑下来。

1961年，组织又开始对反右倾运动中，被整错的人开始改正和平反。1962七千人大会后，已被调至天水专区医药二级站的父亲，被告知整错了，予以平反。组织向他宣布这一决定后，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父亲过世后，在父亲的一本日记里，我看到这段记录，惊心之余，便是悲哀。在被冤屈被践踏被损害的父亲心中，“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图为天水玉泉观，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