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王和岩 > 我的父亲(九)

我的父亲(九)

1950年代末,父母前后调至天水。父亲任天水师范专科学校政治教员,母亲在天水专区公安处当会计。彼时,父母已有两儿一女,最大的和平不过五岁,最小的大姐刚满一岁。外婆也一同来到天水,帮父母照看孩子。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直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弊端,触怒龙颜,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被毛泽东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庐山会议”风向陡变,由纠正“大跃进”之错逆转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

 

随即在中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官方称,“反右倾”运动,全国被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300多万人。父亲,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曾“给党记成见”、“历史上有问题”的父亲,又一次成了组织的靶子。官方专门成立“反右倾”运动小组,中共天水专区宣传部派人审查父亲的教案、讲座,父亲被停课停职,接受批判。与此同时,父亲被强迫参加劳动,从砖厂往学校拉砖。母亲说,每拉一车砖,都要上一个长长的斜坡,父亲在前面双手扶着人力车把,肩系车带,弓着腰使劲往前拉,一名同被批判的同事在后面推,才能拉上去。

 

父母的粮户关系都在各自单位,素日都在单位吃饭。父亲接受批判期间,单位缩减了父亲的伙食,一餐主食只有二两,还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体重骤减,消瘦不堪,“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披着。”

 

父亲被审查,也株连到母亲,母亲被调离天水专区公安处,去了天水专区体校。

 

天水的两年,带给母亲的痛苦比文革更盛。时至大饥荒,生活非常困难,大人小孩儿,个个饿的干瘦,像一根根竹竿。除物质极度匮乏之外,还有反右倾的精神迫害。

 

其时,父母的家被安置在天水城北半山上的玉泉观内。母亲在公安处工作,几乎每晚都要到12点才下班。从单位到家,约有两三里。以前,父亲每晚都会去接母亲。父亲被审查批判后,行动受限制,母亲只能独自一人胆战心惊走夜路。没有路灯,没有手电,一片漆黑,阒无人声。“全凭那时候年轻。”回忆过往,母亲至今心有余悸。

 

那时,大姐刚满周岁,能吃点面糊。外婆觉得母亲太辛苦,也不安全,劝母亲住在单位,不必夜夜回家。母亲不肯,坚持下班再晚也要赶回家,为了能让大姐吃顿奶。

 

在母亲的记忆中,组织对父亲教案的审查持续数月甚至年余,终因教案内容均来自教科书而作罢。审查结束,父亲的身体几乎被摧垮,几近脱相。

 

父亲告诉母亲,强制劳动中,他和一个同事偶然间发现了一个储藏着胡萝卜的地窖,全靠吃胡萝卜才支撑下来。

 

1961年,组织又开始对反右倾运动中,被整错的人开始改正和平反。1962七千人大会后,已被调至天水专区医药二级站的父亲,被告知整错了,予以平反。组织向他宣布这一决定后,他“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父亲过世后,在父亲的一本日记里,我看到这段记录,惊心之余,便是悲哀。在被冤屈被践踏被损害的父亲心中,“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图为天水玉泉观,来自网络

推荐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