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艳玲

今天上午，张进老师的告别仪式在昌平举行。我无法前往，内心依依不舍，又颇感内疚。

看到张进老师去世消息的时候，我们全家因核酸检测十混一“阳”隔离，站在窗前，我的眼前不断浮现张进老师的身影和面容。他那么远，远到我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回应，又那么近，近到那些年，我总以为有事了总能联系上他。

初入财经，对张进老师印象最深的，是这个领导很会“和稀泥”。当时是2008年，我幸运地得到了去《财经》实习的机会。适逢汶川地震，《财经》派出大量人力做了关于地震的封面报道。在小组会上，大家针对已有的报道和下一步的议题各抒己见，从不同专业视角出发，看法却大相径庭，偶尔会争论“升级”，有点“吵起来”的架势。这时，身材瘦削、比旁人年长几岁的一位编辑主动把“炮火”引向了自己。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甚至把争论焦点转移到大家对他认知不足的“嘲笑”上，同时又三言两语让态势平稳，继续新的议题。后来我才知道，这样有亲和力和说服力，能积极吸收其他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就是综合组的“头儿”——张进老师。

作为成长于草根社会的实习记者，后来我凭着对这个职业的热情、刚入社会的无知无畏以及一点运气，跑动了几个较难跑的口。这让我的主管编辑和张进老师都颇为惊喜。但由于缺少专业知识的累积，相比学习法律、金融的众多同事，对专业领域的认识总是不够深入。在《财经》、财新四年半的时间，我总是带着仰望倾听同事们的讨论，鲜少发言。相比同期入职记者的闪耀，我更像是一个隐形人。但张进老师总能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他鼓励我写故事性的素材；也肯定我跑口的能力，甚至让我像他一样在编辑内部做“和事佬”，让大家的关系更融洽。只是可惜，我没有像很多被张进老师指导的小记者们一样“涅槃重生、大放异彩”；而且做“和事佬”的重任，只有业务能力精湛、德高望重的人才能胜任，在整个综合组，当时也唯有张进老师能做到。

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我选择了离开，到目前已近10年。期间我只见过张进老师3次，其中一次，是我请他在百忙中来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帮大家讲解如何写作。想起那次见面，想起我总是羞涩的、不善表达内心的爱，心痛。后来，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因此而更加疏于联系。

但我对财新团队、对张进老师的感情仍未停止。我像一个离家的孩子，总是在朋友圈默默地关注着。张进老师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有他在，家就永远是家，即便不回去、也永远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永远都在，是心灵的归宿。

时光荏苒，当时的综合组同事大部分都转换了“战场”，甚至张进老师自己也进入精神卫生领域创办“渡过”。我在《渡过》和他的朋友圈看他带着患抑郁症的孩子们开展各种营地活动，看他杭州基地的建成，也曾跟家人感叹，张进老师经历这么多磨难，真是应了那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也曾把《渡过》公众号推给身边面临抑郁困扰的朋友们，给他们讲张进老师的故事，想让他们知道张进老师是一个多么了不起、多么美好的人，希望他们能从张进老师那里得到帮助。张进老师写诗说，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他做到了，指导和帮助那么多人，在黑暗中看到希望。

他现在，去天上做星星了；我依然在大地上，和以前一样仰望他，寻找他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