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来，雷洋案取代魏则西事件成为网络和民众最关心的话题。独立媒体人江雪在其微信公号“雪访”中，谈到BTV中办案警察的镜头，沉痛地说：在警察的脸上，我看不到，有对死者的哪怕一点点痛惜，或者一点点抱歉。物伤其类，而我，在这些镜头里，看不到真相，更看不到一点点的人性。
这话说的如此沉痛，令我黯然神伤。不由想起自己和警察以及相关话题的交集记忆。
在我儿时记忆中，公安人员（那时，我们都这么叫）就是抓坏人的，是正义的守护神，高大英武，和蔼可亲——就像《今天我休息》中的马天明。
第一次见到警察，那时我大约五六岁。那个盛夏的午后，街上有人吵架，我跟着看热闹一路到了派出所。......
外地女孩弯弯在北京望京和颐酒店遇袭事件，触发许多年轻女性的恐慌。朋友圈，永远住着经济连锁酒店的女记者，纷纷借此浇“在路上”的块垒。我也想起了12年前我还在中国商报时的一次采访经历。
2004年初春，我去广东采访，整整一个月，做完广州采深圳，发了三篇稿子后，又赴高州采访。那时的网络没有今天这么发达，我以为从深圳到高州，跟到东莞、佛山、广州的距离差不多，最多三个多小时，结果大巴整整走了七个多小时。
第二天下午，我坐着采访对象的摩托车，前往高州水库之......
记不清，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这个梦被播种下了。从此，它在我心里，一天天悄悄生长。
它很迷茫，一次次令我心生绝望；它很顽强，顽强到十多年后我依然愿意选择它。
那时我在读高一，一天语文老师让我们几个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给学校的资深老教师写个小传，然后誊写在大字报上，到校园里张贴。
怕有遗漏，我把老师要我们问的问题记在作业本上。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采访。有采访内容作支撑，小传很快就写好，不比写作文，吭哧吭哧编半天也未必编得好。这次“采访”，让我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或许，梦就在那一刻种下。
写完后，我到语文老师办公室交作业，兴冲冲讲我的做法。他慈祥地......
今年是我从事新闻职业第16年。回首漫漫采访路，受惠于无数陌生人的帮助，也见识了路途的风险与复杂的人性。
11年前，我在《中国商报》做记者。那年8月，我去安徽阜阳采访《中国农民调查》作者被控名誉侵权案。庭审期间，法院门口聚集了很多闻讯而来的村民，有跟该案相关的，也有与此事无涉者，譬如那个阿姨。
我至今不知道她叫啥姓啥，在法院门口她将一叠材料递给我，称自己是阜阳的村民，土地被开发区政府强占。和她一起喊冤的还有几个村民，七嘴八舌诉说政府的蛮横无理。
案件休庭后，我去开发区实地采访，果如其所言，政府强征了几千亩良田，搞招商引资，绝大多数田地已荒芜许久，却没有什么工厂企业。所谓的招商引资......
《程伟案中案》是我还在《财经》杂志供职时发表的第一篇封面文章。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重量级的调查报道，在历时约一个半月的调查中，仅凭一句不知涉案人数、姓名的传闻，我五赴天津，通过一次次踏访调查，将那起发生已一年半却被权力封锁得严严实实的司法腐败大案，拼图般一点一滴完整还原，公之于世。这篇文章不是我十几年调查记者生涯中影响最大的，却是我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走向成熟的开端。
2006年4月下旬，《程伟案中案》发表时，我入职大约半年。该文分上下两篇，一万余字，详尽地披露了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领域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案。报道一经刊发，方方面面均有反应，我也初次感到了作为调查记者的那份职业荣誉。
说......
2007年初夏，震惊国人的山西黑砖窑虐待窑工丑闻爆发。当时我们《财经》法治组“倾巢出动”（时下流行成语新用，嘻嘻），三名编辑记者兵分两路，赴晋、豫两省采访。
被通缉的黑砖窑包工头衡庭汉的老巢——河南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是我的目的地之一。
从有限的报道获知，除衡庭汉，至少还有7起虐待、限制民工人身自由犯罪案件的主角来自盛湾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如此多恶性事件系盛湾镇人所为？他们成长、生活的地方有着怎样的原生态？这是我关注的。
6月22日上午，我从郑州出发经南阳前往淅川。下午三点多，抵达南阳。正好3点40有开往淅川的中巴，赶紧这厢下车，那壁上车。 ......
2005年12月16日，震惊朝野的“河北定州绳油村征地血案”在邯郸中院开庭后暂告休庭。这样重大敏感案件，进入庭审现场我们想都不敢想。
次日，单位派我去绳油村，向旁听庭审的村民了解情况。事先得知，该案的庭审，当地如临大敌，绳油村所有路口被封锁，凡进村者必受严格盘问。
按事先约定，我先到北边的西忽村，那里有人接应我进绳油村。的士从定州市东行约20分钟，就看见引发征地血案的定州电厂，暮色苍茫里，两个粗壮的烟囱，白色的浓烟缓缓飘散。
车刚行至东忽村，就被几个人和车拦住。 上来一交警说：“不是通知不让来这边吗，你怎么还拉人来了？”
“我今天刚上班，不知道啊......
这是八年前的一次有趣经历。
2006年1月中旬，我在河南郑州采访。18日上午采访结束，下午五点多，我在茫茫大雪中赶往新郑机场。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树枝上的积雪已有七八厘米，沉甸甸的。郑州至许昌的高速已经关闭，好在通往机场车还放行，不过只有验过机票后才能驶入。快到机场时，司机接了个电话，说，机场关闭了，到了机场如果走不了坐我的车回吧，还收你100元，绝对比你再打车便宜。
六点多赶到机场，司机看着还亮着灯火的候机厅，说：还好，看样子没关。刚进大厅，就听见机场广播：机场关闭至明天上午8点。电子屏幕上显示，从中午两点多至晚上10点多的航班全部取消。
机场滞留了几百名旅客，机场只负责退票或......
做一名真正的记者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感谢命运在我过了而立之年后，依然有机会选择实现梦想。
1999年，我来北京一家杂志社当记者。之后几年，辗转几家媒体。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知道了有车马费、铲事费、提成费，甚至有偿新闻等诸多灰色收入。也知道了还是有一些媒体和媒体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着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捍卫着媒体人的尊严。
车马费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媒体，包括我在内的每个记者，去参加新闻发布会都会拿到车马费。由于这家媒体知名度不高，邀请我们参加的也是一些很不起眼的企业或行业，大多数车马费为300元，偶尔有500元就算多的。
部门领导不太会去参加这种新闻发......
律师们找政法委等行为被指是不尊重法律迷信权力的表现，学者和律师则指出这是多年维稳政治后的反弹
王全璋律师4月6日已经获释，但由此引发的风波并未平息，随着一些庭审情况的披露，在法律实务界，尤其是法官与律师间的争议日趋激烈。
4月7日，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刑辩律师与法庭秩序”研讨会上，王全璋介绍当时庭审情况时说，他有几次打断审判长和公诉人的问话，也没有否认“云录音”和对一份材料拍照。但他认为，这些行为应该属于违法法庭纪律，不属于扰乱法庭秩序。因为庭审一直顺利进行，直至休庭。
他说，拘留前审判长并对他没有进行过《刑诉法》规定的训诫、......
Jacky·Durand先生在法国著名的《解放报》担任深度调查部副总编，是给我们做讲座、交流时间最长的法国同行。
Jacky·Durand身形并不高大，在法国男人中属中等身材，大眼，圆脸，络腮胡，看上去很憨厚。
也许全世界的记者大都喜欢自由无拘束，反映在着装上，Jacky·Durand与我们在地铁或街上碰见的一些衣着严禁、讲究的法国男人不同，四天的授课中，他始终都穿休闲服，态度温和风趣，令人容易接近。
49岁的Jacky·Durand，大学专业是文学。Jacky·Durand说，好笑的是中学时他一直是理工科好，文科差。大学毕业后，Jacky·Durand进入法国的一家新闻高等学校学习新闻专......
12月9日，应法国外交部邀请，我和四名中国同行启程前往法国，接受里尔高等新闻学校为期8天的调查报道培训。
里尔，位于法国北部，诺尔·加莱大区首府。里尔市及其所在大区是法国重要的工业区之一。里尔高等学新闻是一所私立大学，创建于1924年，学费每年3900欧元。
里尔高等新闻学校是里尔大学（l’Université Lille Nord de France）的成员，是法国最早能颁发委员会所承认的记者证的学校。
我们这次的培训地点并不在里尔，而是在巴黎老城区的一栋小楼上。
看惯了国内硕大、豪华的培训地点，很难想象这栋小楼就是里尔高等新闻学校设在巴黎的培训分支机构。我们的......
下午四点东三环的亮马桥附近，随处可见警察和身着黑色T恤的朝阳保安，一排排或横在马路中间，或站在马路两边。通往日本使馆的亮马桥东街实行交通管制，但并不限制行人。除了警察和保安，还有许多肩带红袖标的坐在马路牙子上，袖标上书“岳各庄”等。 他们身边，码着一箱箱农夫山泉。
通往日本使馆的马路中间空荡荡，警戒线两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向东走，隐约传来一阵国歌声。与我们同行的三五个身穿黑T恤左、胸印着国旗的小青年，20多岁，一脸兴奋，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红旗。他们自称是一家小公司的职员，自愿来游行。问其是否向公安部门申请，只说跟同事一起来的。
......这篇杂记雏形我曾在微博上以连载的方式发表。期间，不断有医学专业背景的网友或同行指出了我某些专业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合并此篇博文时，将网友的意见一并收纳，纠正错误，并谢之。
我自幼体弱，常年跑医院；77岁舅舅是有着50年临床经验的儿科医生；家父生前亦对医药领域兴趣颇浓；常年的求医问药，家人耳濡目染，我对这个行业，对医生有着几分亲近与理解。此番，年已八旬的家母动手术，我衣不解带地陪护了十几天，所见所闻，五味杂陈，特记之。
（一）医护
这是所闻名全国的综合性医院，在它高大的外科大楼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占满了它的病房，其中以东北、山西、内蒙的......
如果我说，生病是有幸福感的，不知有多少人心有戚戚焉。但我曾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它的幸福感。
从小到大，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听妈妈对我说：“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啥事都干不成。”小时候，我不理解。每每生病，反而都有一点幸福感。
那时，父母工资微薄，除了养活我们兄妹六个，还要赡养年迈的外婆，接济爷爷奶奶，生活很拮据。
人很奇怪，越没钱越馋。儿时，我常常不想吃饭想吃有味道的东西，比如哨子，一种炒熟的碎肉丁。面条里不放臊子，就不愿吃饭。平时，我闹着要臊子，妈妈会说：“臊子（哨子）让扑鸽（鸽子）带走了。”
但如果我病了，这个要求就会被满足。除了有好吃的，还能得到父母......
“传统的民间中医，乃至40年前的赤脚医生，受到的医学训练很差，医疗事故也比比皆是，但是，没有今天如此恶劣的医患冲突。因为，医患之间的长期关系，本身就有一个信任关系，医生不会太坏，患者不会太过。”
这段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在我们杂志《新世纪》周刊上撰写的“重建医患关系”里的。它勾起了我对医生、医院的诸多回忆。加之近来赴哈尔滨采访哈医大一院血案，颇多感触。忍不住在电脑前写下我在财新网的第一篇博文——“关于医生的记忆”。
对于医生，我有很多记忆，有儿时的，也有成人后的，有小地方的，也有大城市的。
小时候，我的很多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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