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约略知道，国立天水师范毕业后，父亲在临近的康县一所学校有过几年短暂的教师生涯。关于这段时光，父亲生前从未向我说过——他很少向我们讲述自己的过去。只是后来我听母亲说，病榻上的父亲对母亲回顾自己苦难的一生，曾说起康县任教时，生活异常艰难，他是训导主任，可学校常常发不了工资，连理发钱都没有，还是奶奶卖了家里的棉花，稍钱给他才理了发。康县气候潮湿，父亲一度身上长满疥疮，迁延不愈，备受折磨。

从康县任教到1948年，父亲的这段时光，对我而言完全空白，我只知道父亲后来离开了康县，之后，是回家务农，还是做别的，我一概不知。

1948年，父亲的历史在我的记忆中异常深刻——上小学时每年报名都要填写父母的工作履历以及政治面貌。这一年，父亲在老家参加了中共成县小川地下党。

成县是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之地，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在此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17日攻占成县县城。红二方面军在成县境内活动达半月之久，建立苏维埃政权。月底，红二方面军离开成县，当地多人参加红军，跟随北上。十年后，他们中有人潜回成县，建立了中共成县地下党。

为何加入中共地下党？父亲生前从未给我讲过，我也没有问过。可能是在我上初中时，父亲曾把全家召集在一起，讲了一段自己加入地下党后机警逃走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仅此一次。

那是1949年某月的一天，几个陌生人突然来到父亲家，称路过要口水喝。父亲招呼他们坐，其中一个边坐边把随身携带的布包往桌上一放，当的一声响，父亲立刻警觉了，注意瞄了几眼布包，看出是把手枪。随后，父亲借口出去倒水，给同为地下党的二叔使了个颜色，两人先后出门，从屋后的山上逃走。兄弟二人星夜兼程，直奔邻县西和。半路，遇到解放军的大部队，于是，父亲和二叔成了大部队解放成县的向导。

行文至此，我在想，为什么会有那一次？唯一的可能是，1980年代初，父亲被平反不久，心情愉悦，儿女渐长，我们讲了他为之自豪的历史。                                     

                                                    年轻时的父亲

写作此文，上网查资料，我居然搜到了一篇父亲回忆当年参加地下党的文章。这篇写于1988年12月1日的文章披露，1948年初，父亲由郝万杰（父亲三弟媳的堂兄）同志介绍加入中共地下党。郝是中共小川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负责人之一。郝的入党介绍人则是由台中堂一手发展的。

台中堂，成县小川镇人。1936年参加了红二方面军，跟随到陕北。1946年6月，台中堂受中共西北局和甘肃工委派遣，返回成县发展地下党。

父亲在文章中回忆，当时小川地下党主要工作有三项：

第一，充分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掌握动态，防止敌人进行的突然袭击。

第二，注意在敌人武装中发展自己的力量。

第三，通过有关人员，收集南坪的情况，特别党有关地方武装的事。
  父亲的文章还重点讲述发生于1949年秋“大鼻梁事件”的前后情况，意在澄清这是“敌人开展的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搜捕活动”。据成县中共党史显示，在“大鼻梁事件”中，有地下党党员被捕、遇难。

我猜测，大概是有些没有被捕的地下党党员在后来几十年运动中被不断怀疑，时隔40年后，父亲还为此写文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