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伊始，我曾声明“只想书写我所知晓的关于父亲的一切。哪怕一鳞半爪，谬误其间，也不怕。这只是互联网时代家族的私人写作，可以不断补充，也能及时修正。”

行文至此，获得父亲文革期间若干思想检查、交代材料、申诉信、日记等诸多原始资料，兄弟姐妹根据自身经历不断补充指正，针对前期文中存在的疏漏、错误，特修正补充。

关于祖父

1949年中共建政前，父亲家中有曾祖母、祖父母等九口人，土地十二三亩，牛一头，劳作一年，粮食也不够吃。每年青黄不接之际，都会向地主借二三斗粮食，以度饥荒。

祖父弟妹七个，其中，二叔祖约1930年早逝。三叔祖、四叔祖务农。五叔祖比父亲还小几岁，在兰州民航局工作，两年前以88岁高龄故去。

从父亲写的材料看，祖父并非总不务正业。实际上，祖父是当地少有的读过书的人，参加过科举，曾中过秀才。

父亲写于1968年7月30日的交待材料

父亲文革中交待材料写道：祖父“在我红军北上抗日时当过保长，红军过后再没当。”1936年9月17日，红二方面军发动了“成徽两康战役”，攻克了成县、徽县等数座县城。小川即在其中。

红军走后，祖父“还当过小学教员，后来又当斗佣（交易员）”，直到1949年中共在成县建政。

《我的父亲（六）》中，我曾写道：早年间，爷爷80多岁去世，父亲回乡奔丧，披麻戴孝，尽心尽力，但没流一滴泪。大哥看过后纠正说：“爷爷去世，父亲带着他回农村老家奔丧。出殡时，按当地丧葬习俗，作为长子的父亲，要把立在灵堂门口、贴着讣告的门板，倒退着背到院子里，立在院门口附近。父亲背着门板走在最前面，众孝子一路相跟着跟着从灵堂到院里。行进中，父亲泪流不止，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幕。”

关于父亲早年经历

父亲在1968年7月30日的交待中写道：

1930年左右开始上学，先后就读于小川小学、包家寺小学、成县莲湖小学。1940年夏，父亲小学毕业。冬，父亲从兰州师范师训班转到成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即现陇南师范专科学校前身）。1942年秋，父亲又考入天水国立师范学校。

在天水师范期间，曾参加过学校文艺演出，当过一年多成县留秦（天水简称秦）学生会理事，主要“帮助学生统一办理所需伪政府的补助，也利用寒暑假，进行一些抗日宣传，和反对土豪劣绅、伪政府的活动，当然有时还充当了伪政府和土豪劣绅的帮凶。同时，这个学生组织往往为城里大土豪的子弟所掌握。”

1944年秋，父亲被班主任老师任佩樟先生和另一个教育老师李养源介绍，集体参加了三青团。

1986年9月，父亲送我去天水读书期间，专程探望过40多年不见的任佩璋先生。父亲当时的日记简要记录了此次看望的情景。当时任佩璋先生住在天水市杂货巷54号，一幢两层楼东的小屋中，时年77岁，“眼亮，耳也不聋，但生活已不能自理。我立在他面前，也辨认不清。经我报名，他才说‘爱打球’！看来记忆还清。我们（父亲和另一名同学）进屋时，他正坐在藤椅上，伏案整理剪下的报刊资料。要移坐于沙发已很困难，左腿无力挪动，经我们帮助才坐下来。”

中共建政后，像旧政权的从业者，几乎个个命运坎坷，吃尽苦头。任佩璋先生1958年被判刑五年，劳改20个月后获释。之后在市建筑公司拉人力车20年。父亲安慰他的老师：能活到今天就很好。

父亲1986年9月19日日记

举行三青团入团仪式时，父亲正病着，表也是“人家指定代填的”；“大约在45年春，还发了临时团证”；“只在伪三青团院里参加过一次所谓的文艺晚会，看了一次动画片，也没有参加过分队活动会议，随着1945年夏季毕业，也就断绝了一切往来。”

1945年秋，父亲原打算去外地谋生，但被当地县议员、地主徐安仁聘为小川小学教导主任。这年9月，国民政府在成县设立县议会，在小川推选农民参议员，要求寻找一个没有政治身份的人当会议主席，父亲被郝某提议为会议主席。父亲在会上说：“总理革命十多年了，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了民国，但人民还处于无权的黑暗统治等（大意）”

经国民政府小川镇乡镇长提议，父亲被选为农民参议员。后来，父亲在进城参加会议途中，乡镇长打发专人把父亲叫了回去。“当时的理由是人多了，后来知道是因为我说了国民党政府使‘人民还处于无权的黑暗统治’的这个话的原因。”

当然，父亲的所谓的农民参议员的身份也就没有了。1946年春夏之交，小川镇民选乡镇长，县议员徐安仁劝阻父亲参选：“我计划小川的权利都有青年来掌握。……我这次开会时已经说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区队副都要你担任，但你还没入国民党，现在赶快入上”等等。

父亲当时没有做任何表示，愤然而出。没多久，父亲接到了三青团成县分部颁发的区队副兼成员的任命书。父亲被任命为任三青团区队副只有三个月，期间没有任何活动。但这短短的三个月，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父亲并没有听从县议员的阻拦，毅然决然参加竞选，积极准备竞选活动，发表竞选宣言。不过父亲的竞选最终还是失败了。

1946年深秋，父亲在小川镇的处境日益艰难。县议员徐安仁怀疑学校有共产党活动，当着父亲和几个教师的面说：“悬！防奸，把奸放在里面咋防哩？”

没几天，镇长郝世昌又私下跟父亲说：“防奸小组学校没要你，我把你的名字选在镇公所了。”后来，父亲进城探望被捕的老师，途中，被相熟的警察叫到家里叮嘱：“你要注意哩，你看人家防奸小组里都没要你。”

父亲觉得“小川镇我已无法立足，压力很大，朝不保夕”，三天后，父亲讲完一堂地理课，辞职了。

离开小川小学，经同学介绍，1946年11月，父亲应聘到邻县康县中学，在教导处任训导组长，教体育。

父亲在康县中学的生活异常清苦，薪水时常被拖欠，纵如此，一年多后，父亲还是失业了。1948年二三月间，康县三青团干事长周学敬担任康县中学校长，父亲被解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