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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盲井案”片段

“北京记者要炒作此案”

2021年2月,前同行李根对我说了有关甘肃盲井案的线索,确认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陈立军、刘永祥。她建议我直接联系陕西神木警方,“他们应该会很乐意接受采访。”——毕竟破获这样一起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及遇害者又非神木本地人,无论如何都是件立功受奖的事,值得大书特书。而我认为此举断不可行。从业多年,我知道警方绝不会接受采访,我不怕警方拒绝,我最怕因此招来干预没法报道此事。

最理想的采访时机,莫过于赶上案件开庭。这些年,做法治报道,我不奢望能进法庭旁听案件审理,但在法院门口见到犯罪嫌疑人家属,律师,以及受害人亲属,采访就成功了一半。

2019年7月至10月。陈立军、杜有峰等18名被告人陆续归案,他们被羁押于神木市看守所。

 

今年五月,我获知案件开过了庭,并已宣判。托几位师友私下问问辩护律师,没多久即有位师友告知,榆林司法部门已得知有媒体记者打听此案,向参与此案的律师打招呼,称有北京记者要炒作此案,所有律师不允许接受记者采访,提供判决书,云云。

听到“炒作”二字,我大笑。这个代表市井低级趣味的词,出自高高在上有司之口,颇显高下之分,雅俗区别。在有司眼里,未经其钦定的媒体,所做的报道都是“格调不高”的“炒作”。

原以为自己已足够小心,生怕惊动有司,没想到还是走漏了风声,我知道未来的采访只会更难。

 

“你们给解决一下吧”

在甘肃盲井案受害人家属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们给解决一下吧。”

张家磨村散落在甘肃华亭市神峪乡街道北部国道两边洼地及半山,高速公路从中穿过。从东向西走过高速涵洞,就是罗门社。

罗门社15号,一处久无人居的院落。门前杂草丛生,乱石横陈,透过锈迹斑斑铁栅栏,院内野草有半人高。这里曾是张玉平和父母的家。

张玉平生于1969年12月19日,至2005年11月6日被害身亡,还未满36岁。那时,他还没成家,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张玉平的大哥张玉贵也住罗门社,距离父母家不远。62岁的张玉贵,身形瘦弱,皮肤晒得很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

他说,神峪乡在华亭属于比较穷的乡镇,我们这里是山区,村人均三四亩地,都散落在山上,种个地,光上山爬坡要走四五里。雨水好的话,庄稼还行,遇到干旱,啥都收不上。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年老的在家,种点玉米、洋芋,种点菜,全靠老天爷吃饭。

2021年10月,陈立军、杜有峰受审时,弟弟陈章峰专门去神木市旁听了庭审。他和大哥张玉贵等亲属,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赔偿申请。被害人谭四同、王存林、王慧霞、王金虎等人的亲属,也提出上述请求。

被害人张彩军的养父母家,没人去陕西神木市旁听开庭。2022年7月6日,来到上关镇陈家河村陈家河社采访,其养父第一次看到判决书。

 

但榆林中院一审判决,只有王慧霞、王金虎两名被害者的家人关于赔偿丧葬费部分的主张获得支持。张玉平、谭四同、王存林三名被害者亲属的所有赔偿请求均被驳回。其理由是这三人被陈立军等人杀害后,骨灰被丢弃,不存在丧葬费。

此案众多被害人,生前家境普遍贫困。他们被害后,给各自的家庭带来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困顿。我没想到,至今他们没有获得任何救助。被害人张成林的父母都已是六七十的老人,老两口每月就靠250元养老金勉强度日。                                 

采访结束,走出很远,被害人张成林的父母依然站在田埂头目送。

 

记得多年前,“两会”期间,我采访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那一年他的提案就是呼吁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蔡宁说,司法实践中,有大量刑事被害人及近亲属,因没能得到犯罪嫌疑人的经济赔偿,致使生活困顿和精神痛苦。国家有必要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对遭受犯罪侵害又得不到经济赔偿、生活极其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国家名义给予适当的经济救助。

第二年,“两会”上,再见蔡宁,他说自己去年的提案已被采纳。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像张成林父母这样生活特别贫困的被害人近亲属,都没有获得一分钱的救助。

张玉贵说:“我们的人被害了这么多年,我们去神木,车费,吃饭,住的,都是自己花费,还拿不到一点钱。你们给我们解决一下吧。”

其他受访被害人的亲属,也都希望我能帮他们获得一些赔偿或救助。

这种时候,那种作为记者特别熟悉的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我能说的只有这句:“我可以报道,呼吁。”

 

“陈立军活着还是死了?”

被害人王存林(小名“麦麦”)的母亲屈玉梅老人,今年77岁,独自一人生活。说起遇害多年的小儿子麦麦,神情哀伤。

 

张家磨村李家坪社39号,住着被害人王存林家的母亲屈玉梅,老人年近八旬,一辈子生养了三个男孩一个姑娘,最小的王存林,有些智障,没有成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2010年6月王存林失踪,前几年老伴儿又去世,老宅只剩她一人。说起独居生活,老人神情难过,我一个人,平时钻到家里不出去,外面的啥也不知道。好在女儿每隔几天来看看她,这是她少有的慰藉。

临走时,老人问:“陈立军活着死了?”我说还活着。她憋憋嘴,含泪问:“陈立军那个驴日的,把那怎么不给剐了?”

 

两个没想到

采访甘肃盲井案,于我有两个没想到。

第一,没想到农村光棍那么多。

这些年,我报道的选题多在城市,虽很少去农村,也不时听到农村娶不起亲,打光棍的成年男子不少。记得刚拿到判决书时,我震惊于被害人绝大多数是光棍。20多天的采访,大多在乡村,才知当下的农村光棍已是很常见。

10名无辜被害者,除了22岁的王金虎,其余都有三四十岁,无一人有自己的家庭,7人光棍,两人失婚,一人丧偶。而他们的兄弟中,娶不起亲,一辈子打光棍的大有人在。

被害人王慧霞2014年6月5日被害。她曾经的家,因年久无人居住,几成废墟。

 

被害人谭四同的家在华亭市神峪乡袁家庄村陶家源社。陶家源社离城不过30多公里,村旁就是省道,完全不是偏远山区。但谭家弟兄五人,只有老大娶了亲,老三到外省上了门,剩下三人全打光棍。

老五谭五元(身份证名“谈五元”),身形消瘦,皮肤黝黑,满脸风霜,打着赤脚,一身旧衣像从未洗过。他神情木讷,行动迟缓,很难相信他今年不过才51岁。他嘟嘟囔囔说,自己一辈子没有成家,无儿无女,和侄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如今自己罹患尿毒症,每星期透析三次。

第二,没想到智障患者多。

10名被害人中,6人有程度不同的智障,其中至少两人是因病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所致。其余为天生智障、甚至家族性智力欠缺。被害人杨保全、谭四同,均属智力不正常者,杨保全唯一的姐姐、谭四同的弟弟谭五元智力也有问题。

被害人谭四同和留在家里的存折

 

采访期间,几个村庄也曾遇到程度不同的智障者,在村头、马路上游荡。他们样子,很像《Hello!树先生》中的王宝强。

对于他们,除了至亲,没人在意,如若双亲亡故,他们只能自生自灭,看不到社会救助。所以,十年间,神峪乡、上关镇方圆几十公里范围,他们相继被害,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习焉不察自是再正常不过。

采访所到村庄,振兴乡村、建设新农村的标语随处可见,农村仿佛真有新模样,房子新了,一砖到底,白灰抹面,少有从前泥土房;村村都有硬化路,不再是下雨无处下脚的烂泥;公路两边也有了漂亮的花坛,一些村民甚至家中瓷砖铺地……

这些目力所及的变化之外,还有我们习焉不察的被社会彻底遗忘的农村残障边缘者。

生于1992年的王金虎,被害时未满23岁。

 

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将用于新农村建设钱款划出一部分,对全国农村残障人士进行一次普查登记,给予人道救助与看护,不要让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们,继续自生自灭,“隐入尘烟”,乃至沦为穷凶极恶者谋取不义之财的牺牲。

 

相关全文详见《特稿|甘肃“盲井”案(上):10年的12起失踪》《特稿|甘肃“盲井”案(下):杀人者与被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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