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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白眼以及一问三不知

2007年初夏,震惊国人的山西黑砖窑虐待窑工丑闻爆发。当时我们《财经》法治组“倾巢出动”(时下流行成语新用,嘻嘻),三名编辑记者兵分两路,赴晋、豫两省采访。

被通缉的黑砖窑包工头衡庭汉的老巢——河南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是我的目的地之一。   

从有限的报道获知,除衡庭汉,至少还有7起虐待、限制民工人身自由犯罪案件的主角来自盛湾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如此多恶性事件系盛湾镇人所为?他们成长、生活的地方有着怎样的原生态?这是我关注的。   

6月22日上午,我从郑州出发经南阳前往淅川。下午三点多,抵达南阳。正好3点40有开往淅川的中巴,赶紧这厢下车,那壁上车。   

刚上中巴,一股腐臭扑鼻而来。车上零零落落坐着几个农民,光脚汲着满是泥水的拖鞋,黑黢黢的脸上,刻着生活的印记。和中国所有县城的中巴一样,座位靠背上的枕巾,脏得令人蹙眉,依稀可辨原来是白色,上面印着“南阳阳光男科 医院”。   

我拣了一个后排靠窗的座位。没多久,又上来两男一女,衣衫不整,脏兮兮的,带着两个一两岁的孩子,他们分坐在我背后和同排。   

肤色很黑的男子,是小孩的父亲,他将沾着泥巴的脚搁在前排座椅沿上,抽着烟,时而骂两句孩子和老婆。本来嘈杂的车厢越发显得乱哄哄——最前面,一个中年妇女在大嗓门地跟司机说笑。那个瘦瘦的女售票员,从我见她的那刻起,就没消停过,站在车门口扯着嗓门招揽客人:“淅川淅川!淅川淅川!”   

3点50过后,司机开着还有近一半空座的车,出了车站。自打开动,中巴就没有走利索过,走一步停两步,但凡有人的地方,就停下来喊人拉人。后来,在市内的一个临时停靠站,售票员干脆跟其他车的售票员抢起了客人,一人拽着旅客一只胳膊,争执了半天。还好,旅客是个年轻的女孩,脸皮薄没跟她们翻脸。   

晚上7点,淅川终于到了。   

地处豫西南的淅川,历史上曾为楚国都城400余年,是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的故里。当地拥有明清建筑一条街的荆州关镇,为中国名镇。盛湾镇位于淅川县城西南约80里,在丹江南岸的山区。   

次日早上8点,包车去衡营村。汽车疾行在西去的路上,几场透雨浸润的山川,阳光下满目青翠,新鲜生动。   

车子很快来到狮子渡口。窄窄的丹江从宽阔的河滩中穿过,没有想像中的浩荡。 出租车师傅说,涨水的时候,水面比现在要宽五六倍,一直淹到两边的堤坝跟前。这两年,天旱,水小了很多,农民们就在河床中栽种庄稼。涝时,田地多有淹没。“丹江两岸的农民种点庄稼真不容易。”师傅感慨道。   

渡轮过江,车子继续前行。翻过一个小山口,来到小河边,一连几天的大雨,小河涨了水,洗衣服的妇女挤满了河滩。途中可以看到村民房屋的墙壁上涂写着 “粮食直补就是好”、“女孩一样是传后人”以及“严厉打击邪教”之类的标语。   

衡营村终于到了。车子穿行在村中,马路两边三三两两的村民,或扭头、或抻着脖子瞅着我们。来到路边小卖铺前,蹲在那里聊天的村民诧异地打量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我想先了解一下衡营村的基本情况,就向村民打听村支书。一个衣着像干部的人告知,村支书去镇里开会了。问到村主任,他回答说:“也去开会了。”无奈,我只得询问衡庭汉。没想到,村民们全说不知道,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干脆坐在一辆摩托车后一溜烟走了。   

怎么会不知道衡庭汉呢?此前已有《新闻晚报》和《大公报》的记者来过,见到了衡庭汉的母亲。对于我的质疑,有个上了年纪的村民称,很多人他们只知道小名,不知道大名。   

离开小卖铺,来到岔路口,继续直行,一连问了十几个老太太,没有一个说知道。甚至连支书和村主任的家,也不说。愿意敷衍我的,会说,他们那里是王岗村,衡营的事情不清楚。不愿意的干脆一问三不知。   

出租师父忍不住骂道:衡营村的人就是孬。   

折回岔路口,到小河对岸打听。遇到的村民说:我们是周营,村干部都是衡营人,住在哪里不知道。   

无奈,回到小卖铺,进入隔壁小药铺。买药人很不情愿地告诉我,村主任叫衡金明,就是刚才那个干部模样、坐摩托车走掉的人。   

没办法,只能往回走。沿街屋檐下几个下象棋的人不仅不告诉我,还给了我几个白眼。碰了一鼻子灰,我生气地大声对师傅说:找镇领导去!   

一路下来,先前见过面的村民纷纷看着我,但没等我走近,掉头就走。此情此景,真是从没见识过。以前也曾去其他农村采访过,少有这样不配合的村民。西北的农民,即使不告诉你什么,也会很热情地迎你进家门。即使不敢明说,也会暗地里偷偷告诉你。安徽阜阳农民,见到我,那更是像电影里演的“见到亲人解放军”。心里不觉恨恨地想:这真是出“刁民”的地方,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残暴的人?   

车子向村外驶去。很不甘心,来了一趟,却连衡庭汉家都找不到,就这样空着手回去?岂不是太没用?这时,迎面过来一位拉稻谷的村民,停车询问村主任家,他答应指点给我,可他的妻子,在后面听了一个妇女嘀咕了几句,就忙不迭地边向前赶,边大声喝止。   

我生怕出什么变故,赶紧让他快走。还好,这个村民不顾身后老婆的阻拦,带我到了村主任的房后。   

村主任老婆说,她男人不在家。等了半天,也不见回来。问她衡庭汉母亲的家,她不肯带记者去,只说在山后面,很远。再问其他,她便说,自己是个女人家,村里的事情不了解。   

悻悻离开,感觉很不爽。我想,如果打听老村支书、老党员,或许会好一些。“有困难找组织”,这一招果然好使,路遇一村民给我指了大概的方位。摸进一场院,还未进门就看见一位老人正训斥孙子,我认出来,这位老人先前曾打过照面。老人很和善,说老支书住在他家屋后。   

敲开老支书家的大门,五十出头的老支书老婆探出头说,她家男人也去镇里开会了。向她打听衡庭汉家,她居然说到这个村没几年。我想,哼,除非她是二婚,否则就是撒谎!   

又来位老人家,我说想看看衡庭汉的母亲,他小声地说,沿着对面那条小路一直往里走。   

踩着满地的烂泥,深一脚、浅一脚地边走边问,在一个三叉口,正茫然不知所措,走过来一个十五六的学生,到底是孩子,他爽快地指给了我。   

衡庭汉家正面两大间瓦房,贴着褪色的春联:爆竹声声辞旧岁,梅花点点迎新春,横批:招财进宝。坐在屋檐下的衡母,一头灰白的乱发,脸色蜡黄。没等我走近,就向我连连摆手。我远远地站在她对面,试探地问:“我不问你,就坐在你旁边,好吗?”她又冲我摆手,一副快哭的神情。那一刻,我前所未有地体会到我的职业对他人的残酷。   

我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她。一位睡眼惺忪的年轻女人大屋中走出,坐在老人身旁,瞅着我。见我不走,老人转身回屋。来到台阶上,年轻女人把老人的板凳拿到我面前。“唉——”一声重重的叹息从小屋传出。   

年轻女人自称是衡庭汉二弟媳,她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事后证明,她讲的有限的情况多有不实。比如她说她老公在平顶山下煤窑,衡庭汉去年正月才出去承包砖窑,等等。   

衡家没有围墙的院落里,一根铁丝斜穿,上面挂着些湿漉漉的男人衣服。我问是不是衡庭汉的弟弟回来了,她也矢口否认。   交谈中,她唯一主动告诉我的就是,不远处那幢漂亮新楼房的主人在山西永济承包砖窑。那是因为那家的女儿,在我采访她时过来探头探脑地张望,她判断那家人曾给我指路。——事实上,她们也确实为我指过路。   

在衡营村,人均只有一亩多旱地。玉米和小麦,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平常年景,玉米亩产1000多斤,小麦大多700多斤。如果一家按三亩计算,种粮年收入还赶不上下煤窑一个月的收入。加上当地人多地少,劳动力严重过剩,男人们只能外出打工,村里多为妇女、老人和孩子。了解了这些,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那么多人“盛名”在外。   

相比邻村,衡营村的二层砖楼要多得多,但村民们否认那些砖楼是靠家人在山西承包砖窑换来的,他们要么回避,要么声称是做别的生意赚的。也许,在以前,它们是他们或他们的家人不顾一切地去攫取的,并为之骄傲的。然而,衡庭汉事发,不仅使村民们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也令它上面的血腥显露无遗。   

采访中,感触最深的不是村民们的回避与拒绝,而是基层政权在农村的凋敝。最打眼的,就是那一带农村公共设施没人管。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成“水泥”路,与有些村民光鲜漂亮的小砖楼形成鲜明对照。   

小卖铺旁的一间结满蜘蛛网的破屋,就是村委会。屋内空无一物,屋外没有任何标志。在村民们眼中,无所谓谁是村主任、谁是村支书。唯一能跟村干部发生点关系的,就是发放种粮补贴。时常住在城里的村干部,只有镇里开会往各村拨付种粮补贴的时候才会出现。即使镇干部,也没有多少作为。税费改革后,再也不用他们催粮派款了,他们做的也就是发发夏收秋种后的粮食补贴。当然,还有计划生育,还有防范邪教。 本文原发于《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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