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哪一天、哪一时、哪一刻，这个梦被播种下了。从此，它在我心里，一天天悄悄生长。

它很迷茫，一次次令我心生绝望；它很顽强，顽强到十多年后我依然愿意选择它。

那时我在读高一，一天语文老师让我们几个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给学校的资深老教师写个小传，然后誊写在大字报上，到校园里张贴。

怕有遗漏，我把老师要我们问的问题记在作业本上。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采访。有采访内容作支撑，小传很快就写好，不比写作文，吭哧吭哧编半天也未必编得好。这次“采访”，让我感到很新鲜，很有趣。

或许，梦就在那一刻种下。

写完后，我到语文老师办公室交作业，兴冲冲讲我的做法。他慈祥地笑了，摸着我的头说：这样不对啊。 我生性胆怯，没敢问怎么个不对。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写《十字街头》中赵丹扮演的记者，采访中忘了问题，忙乱地掏出小本的情形，也说了类似的话。 我仿佛想明白了：记者应把问题记在脑子中，不能对着本子念，尤其是新闻发布会。再后来，我看到电视上有记者拿着本子问问题，又困扰了。

中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语文老师，想必老师也早已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于是，至今我都不清楚那个“不对”指什么。

邻家女孩，高我两届，高分考入兰州大学。得知她报的是中文系，我非常惋惜她没有报新闻系。 高三毕业，填高考志愿。那时高校新闻系很少，不像眼下这般泛滥，且都是重点大学。我自知学渣一枚，仍在一本院校里填写了一堆新闻系，聊以自慰。有个关系好的女同学，学习好，报考了兰大经济系。之前，我曾劝她报新闻系，她说是父亲认为女孩子干新闻太辛苦。

那时的我真痴心，以为人人都向往做记者。而今的我，痴心依旧。

大专毕业后，我一心想进老家唯一的媒体——《陇南报》，当时党报创刊时间不长，也正需要人。但家人认为《陇南报》社不是正规单位没同意。我听从了家人的安排，去了党校。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当年的犹豫和选择。如果毕业那年我去了《陇南报》，之后十年，我不会有那么多的遗憾和不快，不会有那么多被荒废的时光。可如果我早早实现了记者梦，最好的结果大概也就是在现在的《陇南日报》当个头版记者，成天跟在领导身后，以其讲话为蓝本，写一些像所有党报头版头条一样充斥着套话、官话、假话、废话的官样文章，度过我的新闻生涯。如是，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来北京，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新闻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大抵就是人生的诡谲之处。

工作后，因缘际会曾在兰州电视台的一个专题片中客串出镜记者，跟随摄制组短短五六天的采访经历，我收获了工作后少有的快乐，鼓励和信心。 第一次出境采访后，摄像对导演说我很能抢镜头，还知道临场发挥。导演也表扬我毫无首次出境的紧张与局促。

这些话于我不只是信心，更是梦想的助长剂。

那时，看央视的《焦点访谈》，我时常恨不得飞身上去采访；《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的名字我如数家珍；《南方周末》则是我阅读率最高的报纸，每次拿到总会从头到尾一一细看。今天，我都感念它们，感念它们在那些无聊和干枯的日子里，像一道道瑰丽的雨后彩虹，滋润、激励着我的记者梦。

对做记者我是如此心心念念，以至年迈的双亲也惦记在心。记得给兰州电视台客串出境记者后，对我们很少和颜悦色的父亲，微笑地看着我。多年来，每每想起这一幕便觉温暖；1999年当我真做了记者，在供职刊物《中国贫困地区》首次发稿，年逾六旬的母亲高兴地专门从老家打电话说，看到我的名字前写着“本刊记者”四个字，很激动。

毕业十年，我干过不少工作，却没有一个是我的真爱。扪心自问，这十年我不是没有机会实现梦想，却都因为怯懦、缺乏自信，瞻前顾后，没有付诸行动。

人说，青春是迷茫的；又说，青春是用来浪费的。于我，恰如其分。

从前的梦是那么漫长，望不到边际，记忆中的都是无趣和空白；在路上的脚步是匆忙的，16年倏忽而过。万水千山，一路走来，得到过陌生人的帮助，目睹了弱势者的苦难，体味到位尊者的无耻与冷血……一年又一年，在愤怒、悲伤、无助里往复，于兴奋、激动、沮丧中轮回。往日的梦，最初的心，一如既往，不曾遗忘。

日过正午，人生过半，我已没有青春来迷茫，没有岁月可荒废，我期待，期待下一个16年，我还在新闻路上，纵然白发苍苍。